“是不是好些东西都改了呀？”“什么？不能改吧！我也不太清楚。第一，这公社主义不能改吧！第二，实现公社主义的途径是阶级斗争，这两个不能改的吧。”“我说的就是这个。那次我们讨论杨朱，还没有……”“谁？”“杨朱，杨朱哭歧路……”“知道了，我们讨论过吗？讨论什么，哭歧路？”“不是。你忘记了，是极端个人主义。他有句话……”“这有什么可讨论的，极端个人主义。”“可杨朱学说是当时的主要流派，孟子说：‘杨朱、墨子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，不归杨则归墨。’说杨朱和墨子把当时学术界都给垄断、瓜分了。杨朱哲学是用简单几句话就可以概括，或者说就可以否定的吗？”“有什么用？当前的抗战，再远一点，抗战胜利后的建国。”“是呀！我说的就是这个呀。”“那你说。几千年以前的话，到现在还能拿来用？”
“他的那段话是‘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，不与也；悉天下奉一身，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：天下治矣。’这里有三个问题：第一个问题，赠与和互利的交换哪个更重要，哪个是根本性的。如果交换更具有根本性、普遍性，那就没必要提倡赠与。第二个问题，天下之利最终体现为个人的权益，也就是说所谓的‘利天下’是‘利天下的每一个人’，那怎么实现？依靠谁来实现？是政客吗？他们能最终实现‘利天下的每一个人’吗？不能吧！‘利天下’只是政客们的说辞而已。第三个问题，个人和天下人，个体与集体到底谁更重要。为了集体就可以牺牲个人吗？日本宣扬的不就是这个嘛，他们让国民们为国家牺牲，从而凝聚成强大的力量，去侵害他人。所以，我怀疑，我们过去做得对吗？”
“怎么不对！”王云华坐起来说道，“那不是因为****错了，那只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不对。”“那什么时候对过？你说的领导人，什么时候对过？没有。专制社会，在我们中国是从两千年前的秦帝国开始的，这之后的哪个朝代搞对过？那次革命搞对过？”“他们没有政党、没有理论基础，现在我们有了。”“不是说物质决定意识吗？怎么有了理论就有了一切了。这不是反谬吗！”“反什么？”“逻辑中的一个问题。实际上就是互为因果的两者之间不能统一，不能同时为真的问题。就拿刚才的话题把，物质决定意识和有了理论基础就不会出错这两个命题不能同时正确。”
“你讲的我听不懂，你也知道，我不喜欢思考复杂的问题。别人说的，我理解了、信了，那我就照着去做。现在我就知道如果国家不强大，日本人就赶不跑，即使赶跑了，他们也会再来。你说刚才的话，一定是为你没有恢复党籍耿耿于怀。”“不是这样的，我相信一个说法，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与人的相互信赖，只有能促进相互信赖的社会才是先进的社会，而强调国家利益至上，就是强调特权，就是保护畸形的不对等的信赖。例如皇帝，皇帝都是极其卑鄙的人，因为他只要求别人相信自己，而他却不相信其他任何人，他要求其他所有人都能成为他的依赖，他自己却不肯成为别人的依赖。本来就是，他什么事也不做，怎么能成别人的依赖。”“皇帝不是被打倒了吗？”“专制就是皇帝的化身。”“那没有国家，怎么打败日本人？”“怎么不可以，华北敌后战场，那些人有几个知道国家，知道蒋主席的。不是说‘人民战争’吗，他们是这场战争的主力军。现在的大屋瑶山也是这样，他们连汉语都听不懂，可他们愿意和我们站在一起和日本人战斗。这些能用‘国家’来解释吗？他们所要维护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，所要维护的是理性。有些人偷换了概念，很多时候他们使用的国家一词可以改为民族，多数时候，把‘中华民国’改为‘中华民族’更为准确，更有说服力。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有许多可以促进相互信赖的东西，虽然这些东西不可以造枪造炮，但他们可以战胜任何邪恶的东西，包括战争。”
王云华说道：“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说一些没用的话，想一些没用的东西。你拿你的那个所谓的信赖去把日本人打跑吧！我睡觉了。”</div>